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对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4 月25日，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该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探索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该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今后应根据形势和经验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二是已开始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并指出："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1956年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还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上述提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个突破。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中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该建议要求到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实践表明，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当时主要是涉及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究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还是不顾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国民经济过大的规模和过高的速度。从1957年至1976年长达20年之久的时间中，中国在对待上述两个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导致严重的后果。

    (2)"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兴起及其后果

    1958至1960年是中国" 大跃进" 时期。" 大跃进" 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力图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实践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

    1958年5 月，中央召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如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如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从此后，第二个五年计划转入了" 大跃进" 的轨道。

    " 大跃进" 的口号最先是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 大的跃进".在1958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 大跃进" 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大跃进突出反映在全民大办钢铁方面。1958年8 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以纲铁翻番为中心，"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的口号。在能源、交通、设备、材料供应等方面优先满足钢铁生产的需要。在1958年开工的大中型钢铁项目达到1587个，钢铁投资高达35.7亿元。实行大跃进的结果，虽然钢产量经过突击达到了，也为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然而却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和燃料消耗增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年" 大跃进" 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影响以后两年经济的发展。1958-1962 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0.4 ％，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 ％，国民收入年均下降3.1 ％，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4.7 ％，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1863 ％，在此期间只有重工业年均增长3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明显失调。1960年同1957年相比，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由24.9％提高到39.6％，直接减少了当年的消费基金；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 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2.7％，粮食产量减少了1031亿斤，降到1951年的水平，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 ∶4.3 变为7.8 ∶2.2.1958-1960 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55％下降到33.4％；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三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69.4 亿元，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2％。在三年" 大跃进" 期间，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难以保证基本需要。1957-1960 年，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由406 斤降到327 斤，猪肉由10.2斤降到3.1 斤。

    和" 大跃进" 一样，人民公社也是在" 左" 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产物。人民公社化最早是从1958年3 月成都会议提出把小合作社并成大合作社开始的，各地试办了一些1000户以至数千户的大社。如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在1958年4 月把27个小社合并成拥有9369家农户的大社。7 、8 月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不久，河南新乡七里营社就办了一个人民公社。8 月份毛泽东视察了这个社，指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认为人民公社是" 一大二公" ，可为农村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8 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 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过去全国75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2 亿多农户）合并为2.7 万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 一大二公".其" 大" 表现在：原来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农户为160户，而人民公社则扩大到4600户左右。其" 公" 表现在：在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从而导致原来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收归社有，与此相适应，还取消了集市贸易；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进行工农业生产。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纠正" 共产风" ，中共中央先后于同年12月和1959年3 月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 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的错误思想，并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该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

    和存款，在公社化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同时规定：" 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规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并规定了三级各自的职权范围。当时毛泽东概括为十四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上述措施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 左" 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1959年秋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 左" 的东西又复活起来，导致1959 -1960年粮食的大减产。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3000万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少了2650万吨。

    (3)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

    由于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以及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日趋加剧，特别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轻工业生产也因此而招致急剧下降。中国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1960年秋，苏联政府又突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全部撤走在华专家1000余人，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更加陷于困难之中。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秋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同年9 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1961年1 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指方针的重要转变，" 大跃进" 和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宣告停止，中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时期。

    "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放在调整上。为调整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加强农业。为了发展农业产，除了采取诸如增加农业第一线劳动力、减少粮食征购量、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外，还采取如下若干重要措施：一，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的初级社）。1962年9 月，在党的八届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条》）

    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集体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并决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变。上述规定能较好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利于保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调动员的生产积极性。第二，与过去相比，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灵活样。《六十条》规定，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的形式，个别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第三，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分配。《六十条》规定：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生产队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按定额记分；无定额的工作，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分配办法的改变，实际上废除了过去所实行的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取消了" 公共食堂" ，从而有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第四，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曾被取消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六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包括饲料地、开荒地合在一起，可以占生产队耕地的5 ％到10％，最多不超过15％。规定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归社员所有，由社员自行支配。在完成国家定购合同以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为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了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设资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的权限。规定大中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或国家计委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要经过批准，才能列入年度计划，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实以后，才能动工。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 亿元减少到67.60 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 ／3 以上。

    ③缩短工业战线。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与此同时，精简职工并动员回农村。到1963年6 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不到两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2 ％，粮食增产250 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工业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 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减少了15％。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1962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 斤。从1963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5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63-1965 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和15.5％。

    (4)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1966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 发生了。历时10年的" 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破坏和损失。

    ①在经济建设中" 左倾" 指导思想的泛滥。"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一直贯穿" 文化大革命" 的始终，这个口号一方面严重冲击甚至代替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工作的纲领。通过所谓的" 革命大批判" 否定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理论观点，造成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一是批判和否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把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批判为" 刮单干风" 、" 复辟资本主义" ，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 腐蚀工人阶级" ，是" 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 ；把国家必要的宏观控制批判为" 条条专政".二是批判和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订了许多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 中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如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该条例提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实践中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被批判和否定了。三是批判和否定有关正确的经济理论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 中，由于" 左" 倾错误的发展以及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观点和设想的束缚，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 资产阶级权利" 而加以否定。

    ②经济组织体系陷入严重瘫痪的状态。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 全面夺权" 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控。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乱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7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1968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国家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 斗、批、改". 1970 年6 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公室等9 个单位合并，成立"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全部编制为610 人，仅占原有编制的11.6％。

    ③动乱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 的长期动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10年动乱中，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中国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 ％，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4.2 ％。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 批林批孔" 运动，" 四人帮" 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 ％和1.1 ％，而财政收入下降8.4 ％。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 批邓、反右倾翻案风" 运动，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 ％，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 ％和8.5 ％。

    第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1971-1975 年）规定了各项高指标，1970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9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年年均积累率为32.6％。高积累是靠压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其次是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 三五" 计划为54.5％，" 四五" 计划为52.1％，比" 一五" 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尚分别高15.8％和13.4％。此外，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建设，使" 三五" 、" 四五" 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53.5％，并强调" 靠山、分散、隐蔽" ，从而浪费了大量资金。

    第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在10年中有一定增加，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从经济效益看，不是提高，而是下降。1976年，全国约有1 ／3 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1967-1976 年连年发生赤字，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5-1975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6 ％。10年中，人民吃穿的消费水平踏步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同1966年相比，粮食从每人消费190.5 公斤提高到191.5 公斤，仅提高0.5 ％，低于1952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从1.75公斤降到1.6 公斤，下降8.6 ％；猪肉从7.05公斤提高到7.25公斤，仅上升2.8 ％。在居民住房方面，据1978年对182 个城市统计，人均为3.6平方米，比1949年的人均4.5 平方米还少。

    在" 文化大革命" 中，1971-1973 年和1975年曾经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同" 左" 倾错误和" 四人帮"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整顿，但由于" 四人帮" 在中央占据重要地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